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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大内部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看，科学研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关键。

[24]通过类比推理，可以证实上述判断的合理性。这或许有助于加深对法律不关注个别这一法谚的理解。

该主审法官在判决中援引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均指向盗窃罪的定性及量刑，并且从形式上看，法律的适用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仅自1978年政法院系恢复招生以来，至今已有近30届的法律专业毕业生投身于法官职业。在此，笔者并不想对许霆案的审判结果进行正当与否的评判，而只是想借该案提出一些涉及法理学研究和司法活动的问题以及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谢晖：《法律意义的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三、通往司法的法理学为什么近年来不断出现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巨大争议的案件，而且，依据前文所述可以预测，如果不对中国现有的司法状况进行有效的改革，势必会发生越来越多的此类案件。

[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理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前苏联，全面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法律概念、原则与体系。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例证了传统法理学的立法者的立场，尽管并不一定是法学教师们课堂上的传授，但一定是长期经受这种传统法理学观念熏陶的结果。这种信任来自对权力的有效节制，也包括对获得民意支持的领袖的巨大权力以及多数派专制的节制。

权威与权力的不同在于其强制性必须基于社会承认，从而形成一种优越的价值，导致自发的遵循。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当今的中国似乎滑进了某种零权威的陷阱。在美国，如果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存在质疑，那就会由法院出面来一锤定音、化解政治危机。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就连交通规则的权威也没有树立起来。

反之，如果法院在理由论证上存在明显的、严重的缺陷，那么法制的理性权威就会受到伤害，甚至丧失殆尽。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强调服从，特别是自觉的服从。

按照这样的思路，在现阶段应该大树特树法制的权威，特别是齐步权威和理性权威。在这些改革奏效之后再大力推动程序民主，并使民主扩大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的转型就将水到渠成。也就是说，程序公正、正当性认知以及对法律的服从态度，这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把法院称为理性的殿堂，也就是理性权威的化身。

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确保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实际上就是以宪法基础规范为顶点的法制的统一。交通规则既不反映阶级利益，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无关，只是通过明确行为方式而避免冲突、保障安全的技术性制度安排。在中国历史上，恒久的道统和来历的正当性对于某朝某代的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充分说明了文化传统与权威的关系。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

如果人们相信审判程序是不偏不倚的、法律适用是客观公正的，即使自己被判决不利的结果，也会继续支持法院。从警察国家到立法国家、再到司法国家，俨然已成为世界性历史潮流。

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出来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人们不应该都按照自己认为妥当的理由采取行动，而应该服从权威，服从权威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推而论之，拉兹关于法制权威的第二命题和第三命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才能理解，才能把两者的异同解释明白，才能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3]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意味着立法权要集中化，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在三权当中，司法权的危害性最小，而道义性最大 [17]。强调程序公正，就是要防止某种价值处于独尊的位置，而让不同的价值诉求都能在理想的对话条件下自由而平等地进行说服力的竞争，通过理由论证来达成共识、做出决定。其结果，是权威的坠落。近些年来中国的司法民主化也不妨在这样的脉络中来理解，很多法官似乎耐不住寂寞、经不起大众欢呼和喝彩的诱惑。所以尤根·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在法律秩序的权威性出现危机时，必须加强沟通行为，为此要形成理想的对话条件并提出论证的伦理要求 [11]。

传统因素的介入会使理由论证发生某些变化，重新组合普遍性与特殊性、合理与共感、正与善之间的关系，凸显出理性的边界。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是组群设计（panel design），即对分组后的同一群人反复进行访谈，以观察程序体验的变化与因变量的变化之间相互关系。

其本质是用流动的、特殊的情境伦理来修正整体的价值判断。在这里，作为正当性、正统性的根据，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得到强调，而个人的侧面则被淹没。

没有这种信任，民主就很容易流于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或者在舆论被撕裂、对立者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无法做出合理的公共选择，甚至无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这意味着在法制中可以把程序、议论以及共识这三种要素进行适当排列组合，从而形成某种函三为一的结构。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亚历山大?科耶夫在《权威的概念》（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中提出的领袖权威、父亲权威、主人权威以及法官权威的分类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审判庭是最理想的对话场所、法院是通过理由论证实现法制权威的最佳论坛。在这里，天命的变迁可以成为理由，天赋人权的保障也可以成为理由。如果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少数派或普通个人应该获得胜诉的判决。

根据程序公正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包含着一个默示的前提，即价值的多元化。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对立，需要通过规则来调整。

这种齐步权威是理所当然的、不证自明的、客观需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让法制具有权威，从而可以制约政府权力以及社会性权力、避免无法做出决定的事态，避免无休止的语言游戏以及不断反复的理由论证导致秩序的碎片化。

下面我们逐一进行简略的分析和论述。反过来，获得的价值很高，也未必就能让人满意。

在孟德斯鸠看来，司法与立法、行政同样，都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 [16]。实现法制权威还需要立法的民主化，所以报告指出要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卢梭的学说则把这类理由论证推演到极致，把社会契约思想还原为公意概念以及个人之间相互理解和建构起来的共同性 [9]。尽管如此，为了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使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还是必须对两者加以区别，确立先法治、后民主的优先顺序。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转让判断权的委托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公正程序还能提高对法律体验的满意度，可以加强对法律和判决的正当性的认识、促进服从的行为，从而可以维护法制的权威。

在审级制度被否定、群众意见优越于法律制度（借助卢梭的表述，就是人民公意）、不同层面的民意互相冲突的场合，就会出现权威扫地的事态。[15] Cf. E.Allan Lind and Tom R. Tyler, The Social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Plenum Press, 1988) Chap.3.[1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167页以下。

之所以特别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意义，就是要把复杂的应然问题乃至传统权威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调整问题进行处理，尽量在技术化、理性化的条件下化解进行适当的价值判断的困难 [14]。权威赋予权力以道义，而民主具有极大的道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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